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革命事业迅猛发展。中共中央结合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及时制定了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它不仅促进了全国胜利的进程，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基石。

一、及时揭穿和挫败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与此同时，国际上的美苏冷战进一步加剧。三大战役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灭亡形势已不可逆转的情况下，美国等帝国主义为确保在华利益，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美国政府又用逼蒋下野的方案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展,同时又寄希望于中国的所谓“民主力量”，妄想使他们成为中共内部的反对派，以便达到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目的。

无论美国的对华政策如何变化，都没有改变敌视中国革命的态度。中共中央在进行紧张军事斗争的同时对美进行了外交斗争。

首先，消除人民对美国及其发动的和平运动的幻想，挫败其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针对美、蒋的和平运动，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在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对这类阴谋，我们“应当揭穿”；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毛泽东着重揭露了中国反动派和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和平阴谋”；此后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美蒋的和平阴谋进行揭露批判，从而消除了人民对和平运动的幻想。

1949年1月8日，在美国授意下，国民党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四国，希望四国出面充当调解人，向中共施加压力。由于苏联听从了中共的建议，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其他三国也觉得出面调停不会有预期的结果，组织四国干涉的阴谋破产。

其次，在思想上、军事上作好与美国进行直接的武装对抗的准备。1949年1月6日--~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会减少。”由于革命事业的迅速胜利，美国对蒋实行了有限援助。1949年1月6日，美国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召回巴大维将军。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正是由于中国人民政治上坚决斗争，军事上严阵以待，美国才没有大规模直接出兵中国。

以上的对美外交斗争，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向前发展。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连结两党的坚强纽带。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援以促进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胜利是中央的一贯政策。苏联也给予中共大量支援，中苏贸易额逐年增加，这表明苏联对中共的友好态度。毛泽东为了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因此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设想。由于双方的种种考虑，这一设想在内战时期始终未能实现，但它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1949年初，苏联听从了中共的建议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出面调停的要求。1月底，又派苏共代表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华。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无疑对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是有利的。中共中央利用国内国际的一些场合不断申明与苏联的密切关系。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对美苏的政策，完全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这些政策和新中国外交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二、讨论和制订新的外交政策。

1948年春天，英、苏、法等国家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意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面临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在1949年的1月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外交政策问题。随后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以便作为各地可遵循的外交工作政策。

《指示》强调，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一原则带有根本性，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这两点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对外国政府派在中国的代表不承认其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因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外交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指示》着重指出：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这一姿态是近百年来的历届旧中国政府所没有的，它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气概，也及时地为各地处理越来越多的外事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对外贸易的政策。中共中央为取得解放战争胜利补充紧缺物质，要求和帝国主义国家也做生意互通有无，力求把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政治关系区分开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规定：“同帝国主义国家有生意就得做，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首先尽可能地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中共中央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是西柏坡时期重要的外交文献，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

三、设计新中国外交蓝图。

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就设计新中国的外交蓝图了。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把“不承认”作为一项主要的外交政策确定了下来。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这一点已体现到《中共中央对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当时国际上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和它们不同的对华政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出选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着手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其中对美苏的态度无疑是最根本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战后美苏依据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牺牲中国的利益形成基本的国际关系框架。美苏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但不久由于冷战的爆发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美苏在国共两者之中各自选择了同盟者。随着中共的军事胜利，这种趋向更为明显。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共与苏联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苏“一边倒”在中共一方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共一直注意搞好与苏联的关系。但在苏联一方，却存在两大障碍即斯大林对中共能否取得全国政权和中共的无产阶级性质心存疑虑。对前者，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斯大林的疑虑从根本上消除了。为了消除后一种疑虑，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随后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和1948年11月毛泽发表的题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更表明了中苏合作的坚强决心，这样就基本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无产阶级性质的疑惑。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米高扬访华。

米高扬秘密访华对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一边倒”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访问本身表明了苏联支持中共的立场。双方领导人通过会谈充分地交换了意见，沟通了想法，协调了政策，有助于双方加强联系。其次，米高扬提出，做为1945年中苏条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条约，因此苏联政府已决定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出军队是适宜的，那么苏方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对待新疆问题，米高扬表示苏联不支持那里的独立运动。关于外蒙古问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斯大林主张维持中苏条约的决定。这就使毛泽东在全民族面前可以作出切实交代，中共与苏联结盟不是损害国家主权的结盟而是维护国家主权的结盟。

但是中央领导人在制定新中国对外政策时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在处理与美苏任何一方的关系时，必定会受到另一方的牵制。对苏“一边倒”就意味着会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付出代价。苏方对这一问题给中共以回旋余地，斯大林指示科瓦廖夫转告中共领导人，苏联无意干预中共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称赞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和支持，并说“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他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实际上宣布了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对苏“一边倒”的政策大体定下来，新中国的外交格局也就摆定了。在如何着手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上决定“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进来的方针”，即不急于得到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承认也不急于和他们建交，以便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后在同它们建交。以上三点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

中共中央从1948年5月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移往北平，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对美斗争和对苏联合的外交政策，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等外交政策文件的制定为各地处理越来越多的外事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而中共中央对新中国外交蓝图的设计更奠定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