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改进文风的郑重要求，这是党在文风建设上的重大举措。党中央把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打响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的攻坚战，体现了中央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对净化党内风气，维护党群干群关系的坚强决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倡导优良文风,一直为培养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而努力。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风的倡导者和实践家。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党面临着全面执政的考验出发，积极探索党的文风建设路径，努力践行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优良文风，形成了昂扬向上的文风特征，开创了一代文风，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实践呼唤文风的改进,时代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文风典范。今天,在新形势下，我们研究、学习和弘扬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文风特征,不仅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落实中央倡导的改进文风的要求树立典范,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性和针对性。

一、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文风特征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为了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由农村向城市、由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历史性转折，迫切需要党的作风建设有新探索新发展，迫切需要党的文风建设步伐有新跟进新跨越。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使延安时期党的文风建设理论得到了传承，而且就新的形势下如何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形成了昂扬向上的独特文风。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文风的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文风实践的鲜明特色之一。

从1947年5月到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一年零十个月的西柏坡时期，领导全国土地改革、指挥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召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筹划建立新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新任务、新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文风，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时期党作出的重大决策，往往通过会议、电报、社论、文件、决定、指示等形式，力求使各种宣传和新闻工作反映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分析问题客观全面，阐述政策具体实在，用朴实的语言表述深刻的道理，让人一看就懂，一说就清，一听就明。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全文仅386个字，正文仅269个字。这短短的269个字，不仅告诉了与会者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等基本内容，而且考虑到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战的具体情况及有关同志的身体、路程等多种特殊情况。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胸中有数”，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各分局或有关同志的尊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率先垂范，使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工作作风和写作文风得以广泛践行。

（二）旗帜鲜明的立场观点

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曾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1]遍览西柏坡时期党的的文献，都表现出了这种旗帜鲜明的文风特色。

西柏坡时期，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和新闻工作，毛泽东为党的报刊、新华社、广播电台撰写和修改了大量新闻、评论、按语，目的是为了解决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文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的408封电报，这些文字鲜明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风，是公文写作的典型范例，是党的文风建设史上的绚丽珍宝，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如针对粟裕提出的“小淮海”战略的电报，毛泽东在复电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针对阻止傅作义军队逃跑这一任务，毛泽东连续起草两份电报，一份给林彪，一份给杨得志，其中给林彪的电报开门见山发出命令“望你们立即命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 两份电报主旨清楚，针对性强，让人读后能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了阅读预期。

（三）丰富深刻的逻辑推理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践行马克思主义文风不仅看作是推进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条件，而且看作是发展革命的重要条件。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文风特征还表现出丰富深刻的内涵和严谨缜密的逻辑推理特色：它既包括语言文字的通俗简介、鲜明生动、准确凝练，又包括内容观点的丰富深刻；既表现出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革命性和战斗性，又表现着缜密的逻辑和说理的力量。

这一时期党的会议文件、指示、电报或新闻报道，真实感人，简短及时，意气风发，尖锐泼辣；特别是经毛泽东编辑修改的文稿，题目清晰，材料丰富，结构严谨。比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的著名“六不”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一共才39个字，但有的放矢，字字珠玑，成为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自身廉洁，赢得民心人心的锐利武器。总之，不管是毛泽东写的短短百字的消息通讯还是洋洋千言的讲话指示，都达到了鲜明正确的党性与和谐完美的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

（四）生动鲜明的战斗精神

根据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认为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是运用新闻手段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2]。因此，他要求包括党报在内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必须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他要求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和党中央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在有关书信、批示、评点、电报、报告、文件、谈话中，无不坚持着这一生动鲜明的战斗精神。

这种鲜明的战斗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篇幅短小，文章简洁。如毛泽东撰写的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全文420字，把事实讲得清楚无误，生动感人。其余新闻稿件大多在千字以内，写作紧扣主题，文字极其简洁。二是开门见山，一语破的 。毛泽东对电文、报告、指示、决定一类的文字要求更是严格。他指出：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以唤起阅者注意。比如，毛泽东1949年4月22日为新华社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一则消息，开首即展示了一种磅薄气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3]这则简短的消息，将解放军的神勇、敌军的溃势勾划得活龙活现，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心。三是内容丰富，真实有力。对于报刊文章，毛泽东认为，题材活泼多样，文风通俗亲切，才会引人入胜。他多次强调“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4]报上的文章不仅要“短些、短些、再短些”，亦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5]他强调搞理论工作应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写文章要紧密结合形势，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要活泼，甚至政论也不排斥抒情。四是语言准确、鲜明、凝练、生动。这一时期党的文献非常注意文字的准确、鲜明、通俗和生动，尤其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善于把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的政治见解与妙笔俏言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特点在他所写的新闻文章中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

（五）昂扬向上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阐述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的发展方向，这也从根本上回答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一直苦苦求索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对于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建设能力的质疑，他豪迈地回应并宣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7]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言书，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和对中华民族光明前景的庄严承诺和美好预期。

与此同时，1949年毛泽东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意，连写5篇评论。他雄心万丈地声称:“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要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西柏坡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同样气势如虹:“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千年积弱、百年受辱的中国人的心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抱有的昂扬向上的坚定信念。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文风特征与实践，促使我们党形成了全新的工作作风，在政治上更加坚强，组织上更加团结，理论上更加自信，目标上更加明确，战斗力更加强大，为我们党迎接全国胜利奠定了扎实有力的思想理论和宣传舆论基础。

二、毛泽东文风特征促使党的文风建设得以发展的原因探析

（一）坚持了文风就是党风的功能定位

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自觉遵循文风就是党风的功能定位，把践行党的优良文风同做好战争、土改等各项具体工作有机地结合，为这一时期党的优良作风获得新发展开创了一条有效途径。

一是把文风建设同学风建设紧密结合。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重视学习，号召和部署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广泛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管理城市、生产建设等各方面知识。1949年1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8]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具体部署，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书。党在这一时期组织推动的这次全党学习是一次成功的学习，提高了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各方面工作水平，在当时和之后的实践中展示出明显成效。

二是把文风建设同干部教育紧密结合。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把文风建设同干部教育紧密结合，特别是不失时机地将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运用于对军队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中，并以此统一全军的行动。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时指出：“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通过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戒骄傲自满，不急躁冒进，要稳扎稳打。

三是把文风建设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进行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无论是制定决策还是下发文件，都把发扬民主这一优良作风创造性地运用到组织战争这一中心环节中去，不仅有效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有效地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战争的实践中保持并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作风不只体现在军事上，而且还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

四是把文风建设同土地改革有机地结合。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13日---9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顿党的队伍，即通过解决党内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借以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在土改与整党过程中，党中央突出强调了要充分发扬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的优良作风，并就如何发扬这些优良作风作出了重要指示。

五是把文风建设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要使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使党的作风在原有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纪律和制度保障。为此，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但重新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建立健全了报告制度和党委制。如先后出台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制度，尤其是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就如何克服骄傲自满制定了具体制度，毛泽东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毛泽东为克服党内骄傲而制定的这些具体制度，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形成了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从而为这一时期全党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保证。

（二）坚持了唯真求实的价值取向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前提下,仍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不断推进党的文风建设实践获得新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把求真务实、务求实效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这一时期，求真务实精神不只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驾驭上，也体现在他的文章和他的报告中。如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九月会议中，毛泽东要求全党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时指出：“现在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这些状态必须改变。”此外，毛泽东多次在党内强调假话一定不可讲，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要吃亏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不阿谀奉承，不好大喜功，敢为人民群众说真话、实话。

（三）坚持了调查研究的路径选择

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是加强文风建设的基本保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一贯反对那种“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的宣传家”，号召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迈开双脚，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扎扎实实地做调查工作”。西柏坡时期，在全党已经形成了务实创新、真抓实干、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工作作风。如“三大战役”作战方针的制定，就是“五大书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听取了前线指战员的意见后制定出来的。朱德总司令躬身视察冀中部队和冀中地区的财政、经济、工业及教育情况，亲自指挥解放石家庄战役，并亲自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为以后打攻坚战尤其是大规模的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四）坚持了人民至上的宗旨理念

西柏坡时期, 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夺取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实现人民的翻身解放。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西柏坡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毛泽东教农民插稻秧、让群众看电影、居住的院子猪圈鸡窝不让拆除、让小商贩进村卖货方便群众生活；指战员帮助群众治病、挑水、扫院子等，一点一滴都是党把人民群众当亲人的真实写照。由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大力支持，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重要思想，深刻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执政为民的科学价值观。这一时期党内写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始终贴近国情实际，遣词造句尽可能地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淳朴语言，字里行间充满着与群众鱼水之情的深切关怀。

（五）坚持了内容决定形式的表现形式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运用电报了解情况，部署战役，撰写了大量电报。仅在淮海战役中，前线指挥部共收到毛泽东起草的电报64封，其中包括作战方针和各个阶段的作战部署。电文内容详细而具体，命令规定得明确而坚定，具体而周密，各部队的作战对象、作战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清二楚，使前线指战员能够迅速作出作战的部署和安排。这时期文风的表现形式，不仅符合战场瞬息万变的环境需求，同时也为战时指挥员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为促成三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文风实践对今天的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自觉把文风建设提到党风的高度来认识，是改进文风的重要前提

党风决定文风，文风体现党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就明确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因此，文风不仅仅是个语言文字问题，它体现了言者和作者对客观事物和读者的态度，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也反映了言者或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体现着作者的综合素质。在我们党内，文风是指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在文字、讲话中的反应和体现。它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到党的形象和事业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党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公信力。所以，良好的文风对端正党风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我们必须像西柏坡时期那样站在端正党风的高度来改进文风，以抓党风建设的力度来抓文风建设。

这些年来，尽管我们党在文风上作了许多改进，但不良文风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风存在“长、空、假”问题。具体表现是：有的有意无意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有的空话、套话多，对上级精神照抄照搬，对经验生搬硬套，对问题移花接木；有的文章、讲话不触及实际问题，如同水中月、镜中花，味同嚼蜡；有的夸大其词，言不由衷，有意歌功颂德，刻意掩盖问题；有的堆砌辞藻，词语生涩，使人看不明，听不懂。上述“长、空、假”文风的实质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总病根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站在端正党风的高度来正学风，改文风。

启示之二：深入调研，掌握实情，是改进文风的基本保证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每当革命的转折关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总是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对形势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文风实践昭示我们，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文风中的主观主义；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践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避免文风中的形式主义；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清除文风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

当前的文风中，长而空，言之无物有之；虚而假，言而无据有之；淡而平，言之无味有之；多而乱，言之无序亦有之。究其原因，都与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缺乏正确的研判有关。改进文风，贵在求实。求实，就是要调查研究，要了解实情，言之有据；求实，就是要深入群众，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汲取营养；求实，就是要学会集中群众的智慧，发现和总结群众中的新见解、新经验，将其归纳上升为理论，使政策措施真正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良方。因此，重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改进文风的关键所在，是培养优良作风的基本保证。

启示之三：大力弘扬优良学风，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改进文风的基础工程

学风和文风是紧密相连的，学风是文风的基础，文风是学风的表现形式，只有把改进文风和改进学风有机结合，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我们党历来重视把改进文风和改进学风紧密结合，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的学习活动，全面提高了全党全军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我们党运用科学理论解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能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实践，才带来了西柏坡时期党风、政风、学风、文风的全面提升，才使我党的作风建设进入了崭新阶段，成为我党历史上党风、文风最好的时期之一。

实践证明，只有大力弘扬党的优良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党的文风才能得到有效改进。当前，弘扬党的优良学风，一是要联系实际搞好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好各项学习教育活动，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必须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学理论可以使人清醒，学历史可以使人深刻，学经济可以使人精明，学科技可以使人聪明，学法律可以使人机敏，学领导科学可以使人成熟。要在学习中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打好良好文风的基础。否则，就只能重复过去的和别人的东西，很难讲出新话、实话、管用的话，无法写出“短、实、新”的文章。三是坚持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掌握和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人民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创新能量，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去感受社会，用人民群众欢迎的语言、文字来进行表达。

启示之四：领导带头，规范制度，是推动文风改进的关键措施

毛泽东同志曾对“党八股”进行过淋漓尽致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也强调要“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自撰写电文、讲话稿，不说空话、套话、虚话，形成了以短、实、精、新、深为特点的优良文风，为我党弘扬优良文风带了好头，作了示范，促进了党的文风建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改进文风上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文风中的“长、空、假”等问题，看似在基层，但根子在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同志曾号召领导干部要亲手写文章，给报纸写社论。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子”。要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自己动手起草重要文件，需要组织写作班子的，领导干部也要自己出思想，定提纲，参加讨论或修改定稿。遇到重大社会、经济问题，领导干部必须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拿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领导干部才能负起责任，带出好的文风来。

规范制度，是改进文风的关键措施。西柏坡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当前，改进文风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制度创新”的要求，健全完善有关体制机制，并逐步实施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如：规定讲话、作报告的时间，规定各类文电、材料的字数，压缩文件的篇数，严格会议审批，控制会议规格、规模、会期、经费，建立相关举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同时，要下功夫把这些制度机制落到实处，不断完善，抓出成效，努力创造改进文风的条件和环境，形成自觉践行良好文风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2页。

[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第115页。

[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第289—290页。

[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第188页。

[5]《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第190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1434、1439页。

[8]《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