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无数大国崛起的历史证明，没有独立就没有复兴，没有发展就没有复兴，没有民主就没有复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有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国人民从被压迫被剥削向当家作主转变，这就是西柏坡时期。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56周年，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重新审视西柏坡时期历史地位和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野里西柏坡时期的历史地位

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６日，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从阜平县城南庄来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在这里，炎黄子孙的精英们运筹于山坳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党中央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筹建新中国的大政方针。西柏坡时期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

第一，从中国共产党90年建设史看，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从“任务”而非“性质”层面来说，革命党与执政党最大区别是，前者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后者的主要任务是执掌政权。从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其实，西柏坡不仅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也是执政党从这里走来的地方！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正如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７３年所说：“西柏坡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

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军力基础。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经过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由战前的365万人降至204万人；人民解放军由战前的280万人增至357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军事作战，“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中说：“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来看，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从根本上将国民党政府打倒了。”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会议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措施。它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推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筹备新政协，精心准备建国大业，奠定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政治基础。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召开了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的口号，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更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当时首要工作任务是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护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人士到解放区，进行联络和接待工作。1949年1月22日，由55位民主人士签署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中央委托统战部组织民主人士座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的《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征求大家意见，经过协商，就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和讨论事项达成共识。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共的妥善安排下陆续离开平山来到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他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在新中国初期曾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灵魂和基石。“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言书，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关键点。

总之，“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部队的有生力量，奠定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军力基础；“七届二中全会”，奠定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想基础；筹备新政协，精心准备建国大业，奠定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政治基础。

第二，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历史看，西柏坡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上，使革命向前发展，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学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点就在西柏坡。

自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之后，中国就被拖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被动社会现代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极其缓慢，长期处于贫困、落后、挨打、受辱的境地。从洋务运动到义和团抗争，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思索的“中国出路在哪里”？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以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全部追求。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为手段，推翻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人民当家作主，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多次转折期，但都是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只有到了西柏坡时期，才构成根本性质变的临界点。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阐述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系；在文化上，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体系。指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向，“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完成革命的“下篇”，就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建设新中国，这也从根本上回答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一直苦苦求索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从西柏坡进京后，为了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地使中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是党从革命领导主体向中国社会领导主体的转变的转折点。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第三，从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历史看，西柏坡时期是中国人民从被土地奴役到成为土地主人的重大历史转折点

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地权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近百年来，仁人志士都根据对时代的不同认识对中国数千年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被土地奴役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1927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秋收起义后，在井冈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1924年4月红四军颁布了《兴国土地法》，把改为“没收一切共有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会根据六大的有关决定和前两部土地法，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1947年7月17日――9月13日，面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并通过了第一部对各个解放区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并影响中国革命胜利进程的，对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土地问题有重大影响的土地法――《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吸收了以往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伺堂、庙字、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这四项“废除”的范围规定得明确，并且改变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它规定了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归个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平分土地和整党的方针，解决了前一个时期执行土地政策中不彻底的问题。刘少奇在会议讲话中说：“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又说：“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是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象个共产党的样子。”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随后在各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亿六千万农民，约占全国37%的人口得到土地。土地改革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使亿万农民获得政治上的翻身和经济上的解放，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踊跃参军参战，从而为推进战略进攻胜利发展和夺取革命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可靠基础。美国人韩丁在他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感叹道：“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于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中国梦视野下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

从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中共中央离开此地，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但这一段不算长的历史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聚焦点，更为可贵的是，党在这段时期的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成为革命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是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为民创业；艰苦奋斗，不断革命，本质特征是“两个敢于”、“两个务必”为主要内涵的西柏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西柏坡精神是坚持走中国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动力。

（一）西柏坡精神是坚持走中国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是坚持走中国道路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容应对中国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需要弘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西柏坡精神。改变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占优势的条件下，同强大敌人进行的战略决战。在武器装备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我军敢于攻克防御严密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强大精锐兵团作战并将之歼灭。三大战役胜利后，我们党不顾各种干扰，敢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中国道路，也会遇到各种风险和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胆略，应对各种严峻挑战，消除各种阻力和障碍，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改革创新，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不断开创中国道路发展的新局面，需要发扬“两个务必”西柏坡精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两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永不骄傲、永不自满的进取精神。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些党员干部产生了一些骄傲情绪，甚至背离了艰苦奋斗的本色，出现了腐败现象。我们说“赶考”仍在继续，且面临的考验和挑战更加严峻。不断开创中国道路发展的新局面，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骄傲和自满自毁前程。可见，西柏坡精神是我们党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西柏坡精神是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

伟大的梦想，需要有伟大的精神做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系列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精神升华了民族精神。产生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的西柏坡精神，“两个务必”蕴涵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永葆其青春和活力。西柏坡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达到新境界、新高度的产物。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内容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渐形成的革命优良传统。

西柏坡精神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创新，这与西柏坡精神，特别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国民党军队仍占有明显优势的形势下，共产党能否敢于不失时机地发起战略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能否善于把革命的胜利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胜利？能否能够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能否为实现历史性转变而制定出完整的建国方略和政策策略？果断开展“三大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颁布《土地法大纲》，筹备建国大业，哪一个不是前无古人的改革创新举措？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西柏坡精神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西柏坡精神是凝聚中国力量的精神动力。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阐明了怀抱强国梦想与焕发前进力量之间深刻联系，更揭示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什么是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就是１３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来的力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为民创业；艰苦奋斗，不断革命的西柏坡精神，既继承了民族精神的精华，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内涵，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统一，是革命精神与改革创新精神的统一，是团结统一与民主作风的统一，是将就能将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是13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总之，我认为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辉煌历史和成功经验，铸就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这是一种代表历史性转折的革命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我们必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长河里，从中国梦的高度重新审视它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