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土改之后，明确提出“发家致富”、“发财致富”、“劳动致富”等口号，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了生产热潮。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土改的胜利，也是“发家致富”政策的胜利。西柏坡时期的“发家致富”，是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发生在田野和农庄上的壮举，是以劳动英雄带领大家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民生运动，是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崭新开端。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善于“闹革命”的政党，更是一个善于“闹生产”的政党。建国后重新抬头的“以穷为荣”的思想，可以看做是革命话语对生产话语的“侵蚀”，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富民政策，则是对西柏坡精神的回归。本文试图勾沉被人们长期忽略的西柏坡时期）“发家致富”经验史实，并借此兼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形成脉络，同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西柏坡的历史经验。

引 子

不要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只是基于“仇富”的社会心理，事实恰好相反，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家致富”，在西柏坡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发家致富”是那个时期叫得最响的政治口号之一。原来闹革命的背后，还有一场惊天动地闹生产运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闹革命的党，也是一个闹生产的党。

以前研究土改，人们过多的偏重于“翻身”的政治语意，而忽视了翻身过程中“发家致富”的经济语意。本文勾沉这段被长期忽略的历史，并借此兼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形成脉络，同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西柏坡的历史经验。

独轮车上推的是什么？

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但是，我们要问：独轮车上推的是什么？

在战争形势下，发动群众闹翻身刻不容缓，组织群众闹生产也刻不容缓。不论革命多么猛烈，粮还是要打，饭还是要吃，因为一场没有后方生产与支援（公粮、战勤、支差等）的战争根本不可想像。

所以，老百姓独轮车上推的，以及牲口背上驮的，不外乎战时物资，包括粮食、副食、草料、被服、弹药等。解放区某支前队伍的一份清单显示，送往前线的有白面、小米、鸡蛋、猪肉、活鸡、咸菜、熟蚕豆、油炸饼、兰豆花、豆腐、麻糖、山药、麻油、萝卜、食盐、帽子、鞋子、毛巾、边币等。

平津战役期间，从东北到北京蜿蜒的支前队伍，从白山黑水一直绵延到长城脚下，浩浩荡荡。可以想见共产党一方，战争物资已经非常丰富。

那么，这些战争物资从哪里来？

主要是来自解放区农村。这可以笼统地说来自农民的翻身运动，但更准确的说法是来自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而当时生产运动的口号就是“发家致富”。

考察“发家致富”这个口号的历史沿革，线路非常清晰，从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发家致富”一直是民主政府动员农民的政治号令。这个号令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进入60年代后逐渐淡出历史，到7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直到80年代才开始被重新作为农村经济动员令，从而引燃了改革开放。直到今天，这个口号依然在农村深入人心。

可以说，当年老百姓独轮车上推的，是发家致富的果实。“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表达的是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的决心，而实际上在不少农村，送了军粮之后，还有不少余粮。这都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号召“发家致富”的成就。

一段伤心事难描

土改时的农村，最流行的话语是“翻身”。但“翻身”之后，最流行的话语是“发家致富”。不过，一段伤心事难描，这经历了一段短暂而曲折的心路历程。

1947年9月土改法大纲颁布后，土改运动如火如荼，获得土地的人们欢庆“翻身”。但是，不久就被一种普遍的担忧情绪笼罩起来，这就是虽然获得了土地，但很多人不敢在自己的土地上辛苦劳动，因为害怕被当作“斗争对象”——这是多数农民当时难以明言的心事。

老百姓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原因有二：

一是在现实中有过这样的“教训”。特别是在老解放区，从抗战时期就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民，到解放战争初期，就被当作“富人”来对待，成为清算对象，包括一些中农，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所以，即便获得了土地，人们依然不愿劳动，不敢劳动，更准确地说是害怕因为发家致富而成为“落后分子”和打击对象。

二是对共产党革命理念的片面理解。两千年的农民革命史，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但也造成了农民的一种心理定势：搞平均、吃大户。千年不息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梦魇，到1947年依然没有消散。人们甚至认为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历史上的“杀富济贫”。而当时一些地方出现的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错误做法，更助长了这种认识：谁发家致富，谁就是日后被清算的靶子。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翻身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不是精神动力不足，而是精神压力过大，害怕再折腾。特别是那些劳动能力强的农活“把式”和发家“能人”（他们一般都是新中农），更不敢勤苦劳动。

“劳动英雄”

基于翻身农民的这种精神压力，当时的民主政府明确提出“发家致富”、“发财致富”、“劳动致富”等口号。采取的措施包括：土改机构迅速转化为生产机构，明确土改后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大力宣传发家致富政策，打破不敢发财思想，出台《奖励生产条例》，减免农民税收，开展农村劳动竞赛，组织劳动互助，推举劳动英雄，党员干部带头发家致富，推广生产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上级派人指导农副业生产，组织消灭蝗虫及各种自然灾害，等等。

经过努力，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在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掀起了生产热潮。以前，我们总是笼统地说土改解放了农民，而实际上，土改只是解放农民的前提条件，而使农民真正翻身的是在土改基础上的发家致富。经过一系列宣传和措施跟进，当时继“翻身”之后的流行口号是“翻身再翻身”、“彻底翻透身”。所谓“再翻身”和“翻透身”，就是“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

西柏坡时期，在前方最受人们拥戴的是战斗英雄，而在后方，最受人们爱戴的则是劳动英雄，他们和战斗英雄一样享有盛誉，是当时人们心中的“偶像”。《新华日报》一篇社论提出：“各地劳动英雄，过去在生产运动中有功绩的，今后还必须鼓励他们积极领导生产，并培养更多的劳动英雄。”

考察当时的劳动英雄可以发现，民主政府往往以他们的名字命名“XXX方向”，意思是他们发家致富的路子，就是所有翻身农民的方向。以太行劳动英雄李顺达为例，当时的报道称：太行劳动英雄李顺达，坚信党的政策努力生产发家。1948年入春后，许多群众思想动荡混乱，李顺达仍非常坚定的贯彻执行党所提出的发家致富的口号，积极努力建设家务。为了把日子过的更好，他订出的五年计划是，一九四六年要盖西平房三间，一九四七年盖东平房三间，一九四八年修厦棚两间，一九四九年修补窑三孔，一九五0年打水井一眼，建碾子一盘，在五年内每人缝新被子一条，有一身长余衣服，每一个炕上铺毡子一领，养羊八十只，再喂骡子一头、做手拉梭织布机两架，双轮纺车五辆。自订出计划后，即积极努力进行建设。政府变派人调查，发现五年计划三年全部完成。李顺达说：“我们平顺早已消灭了封建，贫雇都已翻身，不会再来一个斗争，大家应安心生产。”于是，政府提出“学习李顺达的方向”，很多农民家庭，全家讨论定出自家的五年发家建设计划。

“发家致富”与革命话语相悖吗？

直到今天，人们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印象，更多的还是革命、革命、革命，其实，革命只是手段，发展生产才是目的。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边区干部会议上的著名讲话中尖锐抨击了土地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冠之以所谓“农业社会主义”的名头，并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他还呼吁，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土改的直接目的。因此，土改的总路线被重新阐发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需要特别注意，其最终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

全国解放后，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所作土改报告中也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土改与生产的关系：“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只有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最后解决。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只能部分地解决农民的穷困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一切穷困问题。土地改革的这一个基本理由与基本目的，是着眼于生产的。”

西柏坡时期，党的领导人非常清醒，在革命的语境下，没有因为革命而疏忽了生产，相反，是以革命真正地促进了生产，因为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生产，具体到农民，就是发家致富。

这是一段把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处理得极为精当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反右”、大跃进开始，直到“文革”，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开始错位。让当年像李顺达这样的劳动英雄笃信的“不会再来一个斗争”，结果又来了，英雄又成了被清算对象。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曾经在解放战争初期“以穷为荣”的思想，在西柏坡时期陷入沉寂，并代之发家致富后，想不到到了后来又重新抬头，并使“发家致富”又重新成为革命的敌人。之后，我们又想不到，改革开放后，“发家致富”又一次成为时兴的口号，并已经深深植根于民众的心中。

历史就是这样走了一个又一个回环的弯路！

这也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螺旋式上升”的一个生动案例吧。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建国后重新抬头的“以穷为荣”的思想，看做是革命话语对生产话语的“侵蚀”，而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则是对西柏坡精神的回归。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会闹革命的党，也是一个很会闹生产的党。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对此必须坚信不渝。处理好革命（包括改革）与生产的关系，过去是、将来还是一个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共产党“发家致富”与国民党的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如果不闹革命，民国政府统治下的农村，人们不也一直在追求发家致富吗？

两者有根本区别。

第一，共产党强调劳动发家、劳动致富，国民党忽略“劳动”话语。这与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劳动价值论，不仅是用来革命的理论工具，也是用来生产的理论工具。非劳动所得，不是剥削，就是投机倒把，因而是可耻的，是需要被“剥夺”的，比如土改之前的一些地主富农；劳动所得，是光荣的，是值得鼓励、值得表彰、值得效仿的，劳动英雄至高无上。这是共产党的劳动致富观。国民党则不同，在国统区，一些富人的富裕奢华，并非都是合法劳动所得，更何况家族垄断、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贫富悬殊等，加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那里的人民与其说向往富裕，不如说向往权势，即便有想劳动致富的欲念，也缺乏公平的机会与途径。

第二，共产党强调以富带穷、共同富裕，国民党没有这种理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实现共同富裕”，其实这个思想是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彼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口号，但实际的做法却毫无二致。广大解放区农村到处都在选树“劳动英雄”，而劳动英雄的“正身”就是发家致富的先进典型，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是“致富带头人”。更重要的是，这些劳动英雄，绝大多数都是帮助其他农民共同富裕的典型。所以当时有个说法，叫做“翻身”需要贫雇农带头领导，生产致富需要中农带头领导。考察那个时期的致富史，可以明显看出致富英雄的背后，往往跟着一个互助组富起来了，一个合作社富起来了，之后是一个村、一个县富起来了。这是一个惠及全民的生产运动，它甚至是“中国梦”的胚胎。

第三，共产党强调团结互助，国民党缺乏在农村的合作政策。考察西柏坡时期农业合作的这段历史，我常常感动不已。北宋诗人王禹偁写南方农民合作场景的《畲田调》诗说“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那是一幅充满正能量的生活画面，温馨而动人。但那是农民自发的合作生产。而在西柏坡时期，所有解放区农村，通力合作的生产场面，以及农民创造出的合作样式，比比皆是，同国统区的农村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样一个四海无闲田的广袤生产画卷下，战争物资才能源源不绝地被送往前线。

西柏坡与中国梦

今天我们在探讨中国梦，探讨“两个百年”的诱人目标。我们为此而豪情满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历史，既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也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具体说，我们不要忘记西柏坡时期发家致富的经验与革命的功绩，也不要忘记后来以革命话语侵蚀生产话语的深刻教训，还不要忘记我们经历了难堪的岁月后终于走上对真理回归后的道路，我们要一直沿着这条走下去。

换句话说，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源于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源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切都不该被忘记。

中国梦的核心，是国家富裕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中国梦的起点，可以上溯到1840年，那既是噩梦的开始，更是追逐好梦的起点，这个好梦就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到西柏坡后期，民族独立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但是民族富裕的梦之旅才刚刚启动。通过以上的大致考察，我们可以断言西柏坡是中国梦的一个崭新起点。特别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在下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同样的目标，隔了六十多年历史的风烟而遥相呼应。不仅目标呼应，关键是行动相仿。西柏坡时期，党的以“发家致富”为核心的富民政策，与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富民政策，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虽然中途有过断裂，但我们庆幸终于回归。

西柏坡的经验

简单梳理西柏坡时期“发家致富”史和后来的以革命话语“侵蚀”生产话语的历史，可以得出以下几条历史经验：

第一，让人人共享出彩的机会。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劳动成果的绝对平均，而是发展机会的共享。社会文明进步的指标之一，就是避免出现“无机会群体”。西柏坡时期的土改，在客观上为解放区广大农民提供了公平竞赛的起点，但这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当时党的“发家致富”政策、以及整党与民主运动，从政治上为农民群众提供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公平机会。那些缺地少地甚至没有土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只是具备了发家致富的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是共享出彩的机会。当时涌现出来的那些劳动模范，有的曾是贫农，有的曾是商贩，还有的曾是地主，土改运动使以前的土地占有的不公平现象彻底“归零”，拉平了各自的经济起点，而“发家致富”政策则保证了他们人人都有可能出彩。反观国统区，其经济凋敝、社会混乱、军事失败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没有像解放区那样实行土改，而是在于出现了更多的“无机会群体”。以前关于西柏坡时期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结果的分析，普遍认为中共的土改是根本原因。但这只说对了一点，还有一点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家致富”政策所带来的机会公平给了农民圆梦的希望与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鼓舞人心，但更鼓舞人的还有制度公平与机会均等。有公平的机会才有效率，人才才会脱颖而出，经济才会快速提升，梦想才能真正实现。

第二，不折腾。如果解放战争初期，我们陷入“中农是依靠对象、还是打击对象”的争论之中，反复出现“左”的或者“右”的错误，那么后方生产就会大受影响，解放战争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因为老百姓的独轮车上将空空如也。那时，没有因为革命而耽误生产，相反，革命却为提高生产力开辟了道路，这是历史的经验。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关于革命与生产的辩论在高层与群众中的“折腾”持续了十多年，甚至因为抓革命而疏忽了生产，这是历史的教训。改革开放初期，姓“资”姓“社”的争论震动全国，一个“不争论”的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这又是经验。今天，实现中国梦，我们以何种思想文化做驱动？对此，近年来有很多不同的论调值得我们警惕：一是儒家文化驱动论，二是西方文化驱动论，三是新马克思主义包括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驱动论。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主心骨，这就是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牢牢记住。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发展机遇并不多，我们要加倍珍惜。

第三，不要忘记最终的目标。一个人，一个政党，有时也会暂时忘记最初的目标，甚至把工具当成目标，把革命当成目的，如此必然走向歧途。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到西柏坡，党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特别是在西柏坡时期，无论土改还是三大战役，还是建立人民政府，以及提出“两个务必”，一切工作都紧紧围绕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个目标而展开，并把自己的这个目标与人民发家致富的微观目标相对接，所以才很快取得了胜利。西柏坡时期的发家致富政策，是牢记目标的必然结果，“再翻身”（生产）是“翻身”合理延续，“翻透身”（富裕）是“翻身”的题中应有之意，生产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只是发展生产的手段。今天，改革开放不是目的，是必须的经济发展的手段与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民族复兴才是我们的目的。如何让改革开放更好地为这个目标服务，是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

第四，执政为民的实质是尊重民众伦理秩序。西柏坡时期，党强调发家致富，并赢得人民支持与拥护，原因就在于这个政策暗合了千百年来中国北方农村的经济伦理—— 勤俭节约、发家致富思想。这是中国农民的千年梦想和“集体无意识”。拥有土地是农民的梦想，发家致富是农民的根本愿望，土地是个命根子一样的工具，有这个工具，是发家致富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想方设法发动农民发家致富，才是最终的目标，也才能够与农村“勤俭节约、发家致富”的经济伦理相呼应。所以，我们制定政策，经常说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其实只要符合传统的具有正能量的伦理秩序，就必然得到人民拥护。我们不仅要看民众表面的呼声，还要看蕴藏在背后的伦理秩序。

第五，要处理好“有为”和“无为”。西柏坡时期的民主政府，既奋起“有为”，也“清静无为”。“有为”，是因为比当时的国民政府更关注生产，也比传统皇权制度下的统治者更投注于生产。皇权主要通过祭天、春耕、祈雨等仪式来象征性地展示其对生产的关注，其与生产的直接关联则一般只限于农业赋税的征收，而没有对生产领域的大规模组织性渗透。与皇权相比，现代党政权力与生产的联系则有了性质的不同：它密切关注如何发展生产，积极地介入生产，强烈地领导生产。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就表现了现代政党强烈的领导生产的热望，这不仅仅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比如筹备战争资源，更重要的，这是共产党的信仰和目标所致，具体到农民是发家致富，宏观到国家是昌盛繁荣，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理由说我们是真正关注民生的，是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者。“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扰民、不折腾。解放战争初期，一些地方错斗中农和开明地主，就是扰民、折腾，但很快被抑制和纠正，除了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政府不需要去做别的，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繁重任务，也就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精力、物力保证，最终保证了农民发家致富的顺利推进，也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结 语

从西柏坡“发家致富”的这段历史经验，我们依稀可以找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的萌芽。它是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发生在田野和农庄上的壮举，它是一个嫁接于千百年农村经济伦理秩序树根上的一簇新枝，它是以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并带领大家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民生运动，它是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好”的互动链条上不断交换激发的正能量，它是在政党信仰与人民具体利益之间构架的连心桥，它是涌现出了成千上万劳动英雄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妊娠时代，它是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崭新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