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执政地位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至关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党走向全面执政地位后，如何执政，如何执好政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与思考。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柏坡时期，党及时提出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较好的回答了如何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一历史课题

西柏坡时期，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军事上的大溃败，最终导致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失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地位成为历史的必然。毛泽东提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1]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面前，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历史使命，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一)确立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西柏坡时期，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着由农村转为城市。紧紧围绕党执政后，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及时调整了大政方针政策，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成为“第一要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2]“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3]毛泽东在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张澜》的信中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4]

(二)规划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步骤。

农、轻、重发展的比例关系，是发展经济首先要遇到的问题，这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布局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重工业几乎是空白的农业国来说，处理好这个比例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

建国前夕，刘少奇一方面从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工农业之间内在的客观经济规律出发，最早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应走农、轻、重的发展道路。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经济恢复的发展步骤。他说：“今天更重要的是恢复工业，造成经济中缺陷的极大问题是工业和运输业，但也不能忽视农业之恢复。为了要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这是计划的出发点。要从工业生产的着眼上来计划农业生产，重视重工业或轻工业。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5]

这一思想的基本着眼点是要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适当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48年12月，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提纲手稿和讲话中，指出：“人民的拥护十分重要，否则经济不发展，或发展资本主义，胜利无意义”；“如果不能联系人民，发展经济，即使供给有保证，也不能战胜。”^[6]

农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只有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农业，才能把国民经济的基础搞得坚实牢固。后来，刘少奇曾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农村也是工业品的市场，工业品不能拿到国外，必须拿到农村，如果农业不发展，工业的市场就不大，还因为人民生活要迅速提高一步。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7]

刘少奇这一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盲目借鉴苏联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国情确定了首先恢复农业，不是首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党基本上采用了刘少奇这一发展思路来进行。

(三)分析和确立了建国后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构成。

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是探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中必须研究的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一)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二)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三)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8]遵循毛泽东这一论述，1948年9月初，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合作社》手稿中也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有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经济构成，这同毛泽东的此前的论述基本一致。但刘少奇从经济分工的角度，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项下，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小生产经济，这样加上小生产经济，刘少奇在最初提出了四种经济成分。

在九月会议上，陈伯达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前苏联建国时存在的5种经济成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在解放区存在的6种经济成分的看法，其中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即指国家出租给资本家经营的。刘少奇吸收了这一意见，在9月13日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时，增加了“国家资本主义”一项，他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括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9]但是，明确并确定五种经济成分这一概念，还是在刘少奇第二次修改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提出的。刘少奇把张闻天提出的东北存在6种经济成分的论述改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5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10]在这一探索的基础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11]

二、西柏坡时期，党构建了国家的政权体系，较好地确立了党的执政途径问题

筹建和确定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党实现执政的基础和前提。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的构筑了符合中国国情国体、政体、经济制度、外交政策等一系列执政体系，为党顺利执政奠定了基础。

(一)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

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西柏坡时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政权的思考更加深入、成熟，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学说。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国体”这个概念，并将国体解释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指出在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2]这一精辟论述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设做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直接准备。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首次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名词，并作了初步的理论阐述，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的性质，不是脱离一般资本主义，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并进一步说明，“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13]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必须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惟有各革命阶级的团结，才能使这个专政得到巩固。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内容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指出：“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4]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学说已臻于成熟和完善。

(二)确立了新中国的政体。

新中国的政体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区分了国家政权中的“国体”与“政体”两个不同的概念，明确指出中国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国家政权方面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8年1月，毛泽东还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据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和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5]在中共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大会选举。主张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他认为，袁世凯和曹锟都曾搞过议会制，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开人民代表大会是很适合的，各方面都能接受。1948年9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中共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要求各解放区依照执行。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区别。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一会制度，而近似于苏维埃制，不过，“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可以参加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

(三)创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革命胜利后，用什么方式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共同思考的问题。经过反复研讨，最终确定经过政治协商的形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第一条就是关于邀请港、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6]1948年5月以后，各民主党派一致公开表示拥护中共发表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郑重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从1948年秋开始，各民主党派人士分两路进入哈尔滨和西柏坡附近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庄村，筹备召开新政协。期间共同讨论起草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草案)，就新政协的参加单位、人员比例、职能、权限等问题达成了诸多共识。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正式召开，这就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正式形成。

(四)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方略。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新中国的诞生提上日程。在正确处理重大国际关系和重大涉外事件的同时，明确而又详尽地确定新中国的外交方略，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紧迫问题。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要忙于让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通商，可以考虑，但亦不忙。忙得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这次会议构建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1949年1月19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和《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进一步反映了一月会议的基本精神，同时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重要外交思想。1949年1月，苏联特使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毛泽东在和米高扬的会谈中提出，新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同时，毛泽东还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已被帝国主义分子践踏得很脏了，需要很好地清理一下，把旧的、脏的东西清除掉，然后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毛泽东生动、形象的比喻令米高扬信服。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产生的同时，“一边倒”的方针提了出来。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谈及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上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应该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17]这样，一边倒方针就基本上提出来了。“一边倒”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构成了当时的三大外交方针。这一系列外交政策思想表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与旧中国外交政策彻底决裂的。

(五)创建民族区域自制制度。

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公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这是迄今为止最早提出的民族自治的思想。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在一个地方，一个区域日渐成熟。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8]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1949年2月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说，“民族政策必须是端正的，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间纠纷必须妥善安排。我们提倡各民族之间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的某些摩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反对和防止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19]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区域自治机关。”^[20]从此，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被确定下来。

三、西柏坡时期，党对自身的建设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较好地解决了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

始终把党的自身建设放在首位,这是毛泽东建党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基本策略。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将注意力转向了党执政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经受执政考验,防止腐化变质,跳出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如何执好政，在干部培训、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中共中央九月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强全党和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决议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分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中央要求党员干部有针对性地读书。华东局印了五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等。194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对东北局《建党工作发言大纲》的修改意见中指出，我党虽然早已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正在领导着我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但是如果不把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普遍地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提高到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随时总结工作经验，使它带上条理性、综合性，然后用来指导工作的水平，就将不能适应全国胜利的局面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要求。要领导各级干部认真地读书，认真地学习理论，使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理论的启示下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通过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21]毛泽东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还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读好《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十二本书。并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22]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应办扩大式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的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地办，目的在于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这样的一次训练，然后派往各种工作岗位。九月会议的决议中指出，要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完成5.3万个干部的准备工作，各中央局、区委两级，应即开办党校或加强或扩大已有的党校，抽调各级各类的适当的干部到党校学习。马列学院、中央团校、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应运而生，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总之，西柏坡时期，党中央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干部的理论学习，使党的干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和理论水平上有了较大提高，为新中国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干部人才资源。

(二)建立和健全党的制度。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948年9月，毛泽东针对一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浓厚的情况，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有力地加强了党的各项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科学具体地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如何做好工作的问题，提出了12种方法。

(三)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后，对如何巩固胜利，掌握新的政权，带领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执政思想。 1945年7月，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过“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各种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态度，分析了执政以后党内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可能出现的倾向，和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的基础上，提出巩固胜利还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原因之一，巩固胜利、巩固政权是全新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学习、去探索，需要在陌生领域中去建设、去工作；原因之二，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敌对势力不相信共产党人能治理天下；原因之三，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原因之四，因为胜利，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有些人可能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基于这些因素，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执政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3]

“两个务必”成为我们党走上执政地位后，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法宝，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每次来到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种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

“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四)提出了“赶考”的执政理念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准备启程离开西柏坡赴京建国，毛泽东说：“我们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大手一挥坚定的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用进京“赶考”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永远的执政命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65年前，毛泽东将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这个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迁往北平比作“进京赶考”，是因为党的主要任务从此由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的转变中，能不能避免因为革命胜利而骄傲自满，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好新中国，肩负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严峻大考。

65年过去，经过建设时期的艰苦探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曾经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向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实践证明，牢记“赶考”告诫，保持“赶考”心态，发扬“赶考”作风，是党的建设须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作出重要论断，告诫全党“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光明前景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赶考”的征程从历史走向未来。站在历史新起点，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历经风雨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作者：周艳芝，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7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7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8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5]《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44页。

[6]《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45页。

[7]《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46页。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55页。

[9]《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35页。

[10]《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36页。

[11]《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3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56页。

[13]《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534、53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72、1273页。

[16]《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426页。

[17]《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8页。

[19]《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84页。

[20]《共和国历程——1949年》上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7页。

[21]《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53页。

[22]《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63、864页。

[23]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