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取得全国政权前，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进行了长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特别是延安时期，党开展了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财富和实践经验。到达西柏坡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此时，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如何如何在全国执政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与思考。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理论，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研究这一时期党的执政理论，并把它与延安时期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对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方式的沿革和转变，这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取得全国政权前，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进行了长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财富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此时，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如何如何在全国执政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与思考。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理论，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

一、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实现了执政中心任务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相对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而言的。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的环境下进行的，赢得战争胜利是执政的首要主题，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首先是根据革命与战争这两个基本的特点。从革命来说，“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资供应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从战争来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1]。因此，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

西柏坡时期，党的执政环境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要求党的执政重心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长期的武装斗争，是要推翻一个旧世界；现在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说明，全国执政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而全国执政后，党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西柏坡时期，紧紧围绕党实现全国执政后，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及时调整了大政方针政策，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成为“第一要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在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张澜》的信中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

第二个方面是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占据农村，现在要进入城市。在1944年6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已把应否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已明确地提出了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的问题。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在三大战役决战后，夺取大城市的问题犹如风卷残叶，势不可挡。毛泽东说：要以二中全会分个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作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随着这个转变的实现，我们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实现这两个转变，为以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道路，清扫了环境。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党的认识有很大反复，犯了严重错误。真正集中力量搞建设，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提出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不能不说，从西柏坡开始实现中国革命的两个重大转变，为党今天走着的这条道路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二、西柏坡时期，党构建了建国后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为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和政策，成为建立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型。1937年8月，党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建设抗战的民主中国的基本纲领，并在根据地内率先实践。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进一步做了原则规定，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共和国构成的形式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践中，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首要目标。早在1937年10月，党就顺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新的政权，不仅包括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们。1940年，中共中央提出和实施“三三制”政策，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三三制”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又维护和保障了各抗日阶级、阶层、政党参政的基本权利。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延安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筑了符合中国国情国体、政体、经济制度、外交政策等一系列执政体系，为党顺利执政奠定了基础。

首先，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国体”这个概念，并将国体解释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指出在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内容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指出：“人民，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学说已臻于成熟和完善。

新中国的政体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区分了国家政权中的“国体”与“政体”两个不同的概念，明确指出中国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国家政权方面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8年1月，毛泽东还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在中共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48年9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中共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要求各解放区依照执行。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分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区别。他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一会制度，而近似于苏维埃制，不过，“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可以参加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

其次，提出了全国胜利后要全面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在指出新中国的政府要给民主党派留下一定位置的同时，强调：“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2]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国现代工业造就了中国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3]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转移途中，毛泽东说：“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4]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西柏坡还特别指出，面对全国胜利，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反动派，要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警惕，思想上的十分清醒，准备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要学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各个领域同他们斗争，从而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即将产生的新的国家政权。

再次，探索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创建了新型的政党关系。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发展，1948年5月，党呼吁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联合起来，准备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年9月起，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到达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中共中央在1948年10月，开始起草各党派联合建国的《共同纲领》，10月27日写出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11月27日形成第二稿，对新中国的性质、政权构成、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等做出了规定，体现了我党的建国思想，并规定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国家的主席、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内主持国家大计。这个《纲领草稿》成为后来各党派共谋建国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基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要求全党：“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在西柏坡，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的基础，初步形成了我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执政参政的新型政党关系。

三、西柏坡时期，党更加强调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到党的清廉是长期执政的前提

加强自身建设，保证政府廉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追求的目标。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功的进行了廉政建设，延安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一片净土。1937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的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报告中，就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提醒全党警惕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说，指出党内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特权。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发表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打进北京后权力阶层发生腐败而导致大顺灭亡的教训。毛泽东看后十分称赞，指示印成小册子党内人手一份。“当做整风文件看待”^[5]，叫同志们引以为戒。

凡有权力的地方就容易产生腐败，陕甘宁边区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如何防治。延安时期十分重视依法治吏防腐，边区政府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公职人员的制度。1938年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边区政府还于1943年4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边区干部队伍廉洁奉公蔚然成风。

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当全国执政问题已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时，意味着相比局部执政时期，更多更大的权力即将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时的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战争会不会变成另一次农民战争那样一种结局？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复考虑的间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如何执好政，在干部培训、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时，对如何巩固胜利，掌握新的政权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执政思想。1945年7月，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过“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947年，在解放区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党敏锐地发现党内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为此，开展了整党整军运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各种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态度，分析了执政以后党内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倾向，和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如敌对势力的糖衣炮弹的攻击的基础上，提出巩固胜利还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必须保持“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著名论述已经成为我们党走上执政地位后，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法宝。

其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中共中央九月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强全党和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决议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中央要求党员干部有针对性地读书。华东局印了五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等。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读好《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十二本书。并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领导各级干部认真地读书，认真地学习理论，使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理论的启示下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建立和健全党的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948年9月，毛泽东针对一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浓厚的情况，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有力地加强了党的各项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科学具体地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如何做好工作的问题，提出了12种方法。

作者：李兰色，河北省委党校科社部，教授。

[1]这是毛泽东在任弼时1944年写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上加写的两段话。其中，一写在讲演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之后；二写在讲演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之后。

[2]《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77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320页。

[4]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346页。

[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