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我党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在外交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在以往的关于研究西柏坡外交的成果中，大部分都侧重阐述三大外交政策内容，此文力图通过分析从西柏坡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探究西柏坡时期外交政策形成的历史环境因素。

历史环境因素之一：中共从政党外交向国家外交的转变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它事关国家的主权和整体利益，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强弱兴衰、胜败荣辱。

早在抗战爆发初期，中国共产党就高举抗战的旗帜，提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口号。同时，打破蒋介石的封锁，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盟国的合作与支持，也就成为中共的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中共中央即提出了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当时毛泽东提出，中共在外交上的任务，就是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942年5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美方提出，希望美国能够派一个观察组到延安参观。1944年7月22日，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18人到达延安机场，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实际上成为美国方面与中共之间第一次官方的外交活动。同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到达延安，毛泽东陪赫尔利检阅了八路军仪仗队，并与赫尔利进行会谈，这是一次更高级别的外交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卓越地开展对外工作，使延安成为国际社会瞩目之地。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等西方记者先后访问延安，他们写下的著作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外交战略传遍世界。白求恩、柯棣华、尤恩、汉斯·希伯、罗生特等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以上这些外交活动都是中共政党外交的成功实践。

西柏坡时期是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关键时期，1948年11月解放军攻占沈阳后，1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以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¹⁾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在中国大陆的彻底覆没指日可待，新中国的诞生已是近在咫尺的事情。而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已见端倪，新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如何对待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又该如何处理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三大紧迫问题，也是中国从政党外交转向国家外交的关键。

面对这些问题，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²⁾显然中共已经开始从国家层面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

早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就计划要在解放战争进行的第四年，也就是1949年的下半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所以，当毛泽东部署第四野战军南下夺平津时，中共中央就已经决定要将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北平。平津战役结束，预示着全国的最后解放将为期不远。因此，描绘新中国伟大蓝图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49年3月的西柏坡乍暖还寒，为了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在谈到外交方针政策时，毛泽东首先阐明了中共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控制权的态度，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我们“应该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影响，“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³⁾

新中国一旦成立，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承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绝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⁴⁾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在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⁵⁾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上的论述，表明中共已经站在国家角度全方位的考虑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标志“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形成，为实现向政府外交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史环境因素之二：苏美在华政策从相互妥协到走向对抗

战时美苏是同盟关系，而这种同盟关系随着抗战结束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随苏美冷战时期的到来而结束。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美国人的话说：“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护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⁶⁾苏联同样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在东亚以确保雅尔塔秘密协议划定的格局为基本界限，巩固对安全缓冲区的影响和争取经济利益。所以战后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政治中具有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优越权益。

斯大林深知美国的扶蒋反共立场，它们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具，苏联为追求其战略利益，不得不一再声称，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面，它与中共已经没有什么联系。⁽⁷⁾斯大林也非常清楚国民党的亲美反共立场，但在美苏合作的大背景下，苏联固然不能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蒋介石也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愿与苏联对抗。基于以上因素考虑，抗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几乎对每一个前往莫斯科的美国政府代表说明，他们支持美国处理国共问题的政策和在中国调处的努力。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时也声明，“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有国民党领导”,蒋介石谋求军令政令统一是“政党愿望”，但应用政治方式解决，苏联不会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等等。⁽⁸⁾

战后，美国在中国的目的是通过促成国共妥协、实现中国统一，一方面可以巩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可以防止苏联利用中共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为此，1945年秋，美国一方面督促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让苏方劝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美国企图通过让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政治上的让步，帮助取消中共军队。而《双十协定》的签订，与其说是国共谈判的成果，不如说是美苏妥协的结果。

1947年国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发表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讲话。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既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张势力的宣言书，也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全面冷战的宣言书，又是冷战全面开始的标志。美苏冷战，使美苏由盟友变成了敌人。在冷战的框架下，美国将战后不论哪里发生的革命运动都归结为苏联的扩张，中共的胜利“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属于苏联间接侵略的一部分”，显然这不符合美国的国际利益，美国有责任加以反对。

1947年6月，在美国方面提出马歇尔计划后，苏联方面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改变对外战略。一方面为抵制马歇尔计划，苏联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同时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样在欧洲出现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集团。而在这同时，1947年秋季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美苏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同遏制苏联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中共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中共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而国民党政府是“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一大障碍”，为此美国政府决定不断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⁹⁾苏联在确定中共已经取得决定的军事胜利后，开始考虑进一步加强与中共的关系，从1948年春季起，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积极起来，斯大林告诉当时受命负责对中共援助的苏方人员，苏联将尽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障”。⁽¹⁰⁾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到东北后明确向中共方面转达，苏联将向中共提供更多的援助，并有意与未来的中共政权发展关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¹¹⁾同时指出：“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¹²⁾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把自身的革命归为社会主义阵营。

从1947年夏到1949年初，经过一年半往来函电的沟通和试探，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会面终于实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迈出苏联与未来新中国结盟的第一步。而这时美国政府已经看出，国民党“在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此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开始放出风来，称只要中共保护美国侨民的利益，同美国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可以与之建立实际之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同时声称“一旦与中共接触，我将首先提醒中共”如果中共建立的共产党制度威胁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它将“以一切力量帮助恢复中国人民的解放”。司徒雷登的目的是通过拉拢、威胁等手段对新中国施加影响，防止中国倒向苏联一边。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根本改变敌视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态度，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最终破裂。

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和国共关系，也成为中共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历史环境因素之三：苏联对中共的政策从徘徊到结盟

由于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天然相似，因此如何处理对苏关系一直是中共在西柏坡时期外交活动的重要方面。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力量的估计是不足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不足以抗衡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他们又如何能打败几百万装备精良，并且有美国在后面撑腰的国民党军队呢？因而，斯大林认为，在中国政局当中，国民党居于主导地位这个现实怕是很难改变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实际上是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苏联一直试图保持同国民党政府的友好关系，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纳入苏联外交政策的轨道。为此，斯大林支持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冲突，并根据雅尔塔协议，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便开始向国民政府移交东北主权，从东北撤军，同时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解散自己的军队，以党派的身份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要求毛泽东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甚至警告中国共产党不要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将面临毁灭的危险。直到1949年2月，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行政院南迁广州时，斯大林似乎仍没有完全放弃国民党政府，在多数驻华使馆拒绝随之南迁的情况下，苏联却将大使馆搬到了广州。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暗中给中国共产党以帮助。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曾派代表飞到延安，同中共达成协议，对解放军在东北地区的迅速发展给予了一定的支持。特别是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因害怕蒋介石的胜利而使美国势力控制中国，开始逐渐调整它的对华政策。斯大林的意图是，一方面，他通过同蒋介石签订友好条约，表明了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履行了雅尔塔协议的义务；一方面，则通过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使其成为苏军撤出东北后，对国民党及美国势力进行牵制的力量。不管斯大林当初的意图如何，他的这一做法，为日后东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打下了基础。1946年12月21日，苏联外贸机构同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签订了由苏联向东北解放区供应日用商品、医疗设备，以及转交部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等合同。同时，苏联还派出技术专家，帮助东北解放区抢修铁路，并帮助人民解放军组建了铁道兵部队。

尽管如此，但在斯大林的眼里，蒋介石的分量毕竟比中共要大些。为了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毛泽东多次提出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婉转回绝。然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异常迅猛，从1949年初，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天津解放在即，北平在解放军重兵包围之中已成为一座孤城，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安全不成问题，完全具备了接待的条件。1949年1月14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作出决定，派米高扬即刻前往中国同毛泽东会晤。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天，米高扬乘坐飞机到达石家庄机场，中午到达西柏坡。米高扬的到来，“使苏联领导人直观地了解了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状态，也使中共了解了苏联的态度。”⁽¹³⁾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其次，他传达了苏联政府在有关蒙古、新疆、东北等问题上的意见。第三，米高扬听取了中共的各项内政外交政策。

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毛泽东有一个通俗的比喻，这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¹⁴⁾对毛泽东幽默而形象的比喻，米高扬边听边点头。

对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表示：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援助。对此，中共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

总体上说，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理解，推动了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发展。坚定了中共与苏结盟的意愿，也成为“一边倒”政策确立的基础。

综上所述，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新国家执政党前夜，中共清醒认识到其外交将从政党外交向国家外交转变，及时抓住战后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苏联对中共态度的变化的时机，提出“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础。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HB2012WT36

作者简介：张怡梅，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红，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刘森，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7-78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5)中央档案馆、西柏坡档案馆：《西柏坡档案》第二卷，第948页。

(6)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二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5年，第219-220页。

(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

(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第二册，第588、602、609页。

(9)-(10)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13)贺艳清、肖瑜：《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4)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