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高度重视，在全国积极架构了社会基础深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坚定确立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在革命胜利的最后关头，成功地对新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态进行了有效地探索与实践，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领导权 “五一口号” 民主政治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走向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战场上运筹帷幄，以摧枯拉朽之势力扣中国革命胜利之门，并且，在武装斗争之外的第二战场——人民统战工作上，更是众望所归，赢得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衷心支持，坚定地站在了革命洪流的中心，一呼百应，与各民主党派携手前进，共商大计，开启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征程。

一、西柏坡时期，中共在解放区、国统区进行了区域广阔、层次交错的民心争取工程，架构了社会基础深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明确了中共的统战对象。

西柏坡时期中共统战思想直接体现于架构深厚社会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这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它是自身和国家意愿追求过程中，对国家政治力量与民与己实际行动自然抉择的结果。但对于国共两党来说，它更是中共探索民主之新中国与国民党独裁、迫害政策鲜明对比的主观行动结果。

第一，在解放区进行彻底土改，使中共在后方拥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1947年7月，先行到达西柏坡的中央工委，按照中央任务指示，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全国土地法大纲》，在广大解放区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截止到1948年11月，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5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华南除外），业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1.68亿人口，分得土地的农民约有1亿人。解放区土地改革不仅使广大农民在经济上分得土地，分到了粮食、房屋、衣服等，更在政治上大力度铲除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宗法制社会基础，使得占农村人口70%左右的贫雇农彻底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占农村人口20%左右的中农利益得以维护，彻底孤立与打击了人口只有8%（土地面积占到70、80%左右）的地主富农，绝大多数农民在经济与政治双利益双获的同时，便开始极力衷心拥护为人民打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军，这成为中共坐拥解放区广大农村深厚社会基础的根本原因。

第二，在蒋管区号召群众进行反抗斗争，成功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中共自1947年3月，被迫停止在蒋管区进行公开活动后，按中央指示，开始通过地下组织，积极建立并利用“第二条战线”领导爱国群众坚决进行反蒋反美活动，尤其是在蒋管区发起了三次反抗高潮。即从1946年12月底，北京大学48位教授和学生们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一名女生的暴行始，到1947年1月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并迅速获得了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掀起了蒋管区第一次反抗高潮；1947年5月，上海各校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和遍及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次反抗高潮。第三次高潮则是1948年5月间，上海学生同文化界、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一起，展开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也迅速地扩展到其他许多城市。在蒋管区领导的如火如荼的群众反抗运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而面对学生和社会各界为生计、为民主、为国家独立自强而进行的抗争，国民党直指中共之“蛊惑”与“煽动”，并采取了极端野蛮的镇压办法，殴打和逮捕广大爱国人士，大大撼动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正如李济深所言，执政者不自反省，动辄曰：“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殊不知，执政者反动，即使无共产党，人民亦会起来革命，执政者不反动，纵有共产党，亦不愁人民会起来革命，其理至明。”[i]第三，在国民党压榨民主党派政治活动空间下，积极保护、争取并引导其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随着内战的日益发展，国民党政府对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进行残酷迫害。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文件，诬陷民盟和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等为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并妄谈“民盟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ii] 10月27日，国民党声称：“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根据妨害国家总动员令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iii]随后，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禁止在蒋管区进行公开政治活动。至此为止，民主党派在蒋管区几乎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政治活动空间，而之前一直所幻想的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也从根本上断掉了实现的可能性。在民主党派及其成员惨遭国民党迫害的现实条件下，中共一直坚持通过地下组织竭尽全力对民主党派的成员进行保护，尤其是民主党派被禁止在蒋管区进行公开活动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周密考虑，秘密地把民盟、救国会、民革等主要负责人安全转移至香港等地区。及至中共革命胜利形势已现，开始描绘新中国蓝图的之时，中共又着力保护与转移民主党派成员北上解放区，为其在新中国建设中施展爱国政治抱负的提供政治空间。

第四，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宣传与瓦解，直接撼动了国民党的自身基础。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的“高树勋运动”宣传和优待俘虏的政策的感召对于其内部瓦解起到了重大作用。关于“高树勋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亲自号召，为此，各地设置了专门机构，并调派大批干部，专心从事此项工作。而关于俘虏政策，中共坚持了一向的政治教育原则，所有的俘虏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与此同时，中共积极利用大量俘虏的现有条件，指示进行瓦解工作的详细工作方法，“多开俘虏官兵座谈会，利用广播逐日发表俘虏官兵全体姓名，让俘虏写信回家，写信给其友人同学……，书报上登载俘虏官兵报告平安的集体广告等等。”这两项运动和政策的大力开展，配以中共节节胜利的革命形势，导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中共改编等现象在西柏坡时期国共军事战场上层出不穷。1947年，国民党军队起义及被解放军俘虏人数是98.1万，占该年度歼敌总数64.4%。1948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解放军俘虏的人数是247.8万，占该年度中共歼敌总数81.2%，而到了1949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及被解放军俘虏的人数为220.6万，高达该年度歼敌总数92.7%。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加上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主动停止军事抵抗、甘做我军俘虏人员）总数达636万人，占中共歼敌总数的78.8%。[iv]事实显示，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潮流中，国民党系统内部陆海空三军全方位的的瓦解与分裂最直接地摧毁了蒋介石反动统治基础，从侧面有力地反映了中共民心基础。

在日益巩固的人民统一战线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共的统战对象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v]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外，联合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下的各统战对象，“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 成为中共“最基本的政治纲领”。

二、西柏坡时期，军事战场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奠定了中共的政治自信，这使得以民主、团结为政治主张的中共有能力坚定确立在统一战线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领导权是统一战线政策中的核心问题，直接决定着革命的前途。西柏坡时期，中共在强有力的军事胜利形势和真诚的民主、团结政治主张与行动号召下，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

第一，中共自成立后，一直坚持不懈追求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统一战线领导权与革命领导权始终相从相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两者从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共自成立起就以取得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大革命时期，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共，由于经验的欠缺，在党的理论政策和斗争方向上对于共产国际有着“母体”依附的严重稚嫩性。1923年，按照共产国际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指示，中共开始了朦胧的革命领导权意识，尤其是四大上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明确指出：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但是一旦诉诸实践，深知自身力量弱小的中共领导人往往要一方面主张争取领导权，一方面又告诫党员“做法要自然，不要暴露自己的用意。”“事实上不可能，断不宜强行之” [vi]等。及至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中共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关于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可行回答与办法。

大革命失败后，受到国民党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强烈刺激，中共在统战政策制定上进入最为极端化时期，整个统一战线排斥了资产阶级，甚至排斥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极力效仿苏联，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结成工农专政统一战线，大大孤立了自己。对于分割四处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来说，为了对抗国民党的围剿活动，保存力量生存下来是最现实的目标。因此，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几乎没有精力，更没有能力争取革命领导权。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从成立就扛起彻底反帝大旗的中共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自1935年9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之后，中共不仅成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同时也成为对于革命领导权相对理性而注重策略的积极争取者。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也基本形成。国民党作为全国的合法政府，在全民族统一战线中自然处于合法的领导地位，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再次面临了如何对待领导权的问题。此时期，已经相对成熟的中共，不再空喊争取领导权的口号，而是以退为进，强调战略与策略的统一与变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地位。为此，中共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报告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战策略。纵观抗日时期，中共实际上仍如既往，在不懈追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但是，却能够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对于领导权的实现放在战略目标上，而不是立即实现的需求上。通观此时期中共文件发现，战略上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呼吁和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以及在原则上坚持灵活的策略斗争是中共争取领导权行动的主要表现。

第二，西柏坡时期，军事战场上的胜利发展之势奠定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1947年12月，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vii]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同志敢于明确向全党发出这样的号召，是建立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准确把握中国革命规律之上的。截止到1947年11月，在战争进行了十七个月之后，中共军队不仅“……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viii]而且，解放战争的发展速度基本上和毛泽东提出的“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师）左右”的进度相符，这无形之间给予中共领导人巨大的胜利自信。而接下来的战争形势，可喜地又超出了中共对战争进度的设想。1948年10月还在估计“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ix] 11月的毛泽东就欣喜指出“最近则起了一个突变。经过战争第三年度的头四个月，即今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时，……四个月内，即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营以上部队合计共八十三个师，其中包括六十三个整师。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x]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国共力量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对中国军事进程的预见更加自信，并且最终得以证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必须进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道路选择下，中共在军事战场上的绝对优势为其对政治战场上主动权掌握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支撑。

第三，各民主党派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接受中共领导。以中国各阶层人民为基础的人民团体和以民主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各民主党派，并不是一开始接受中共领导的。1947年10月，民盟等民主党派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和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是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前，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虽然联系紧密，但是更多的是独立地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或者希望在野党的身份合法化，并希望召开协商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仍以国民党领导为国家正统，或者希望在国共之间走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三条道路”。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各民主党派也被禁止公开在国统区进行活动后，陆续转到香港继续进行政治斗争，开始接受中共关于时局的主张，在发表宣言时，发出联合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明确发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号召。民革在香港成立时，宣称“吾人基于以上之共同认识，仅于中华民国37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xi]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达成一系列联共反蒋决议：“全体盟员今后将更坚强的站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并通过政治报告：“第二，……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早已被彻底粉碎了；第三，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1948年4月30日，中国发布“五一”口号，号召与各民主党派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基于建立民主中国的共同政治主张，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并纷纷开始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成立和建设新中国“献其绵薄”。1948年10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代笔沈钧儒、章伯钧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949年1月22日，已赴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5人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前进。” 2月26日，各方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进入北平后，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盛大欢迎大会纷纷讲演，表示一致主张彻底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共和谈的八项和平条件，要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至此，中国各民主党派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全部主动自愿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共的根本原因：“……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三、西柏坡时期，中共积极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方向，确立了独具特色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厘定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政权格局，并搭建了双方合作的有效政治平台。　　　　　　　 　　　　　　　　　　　　　　　　　　　　　　　　　　　　　　　　　　　　　　　　　　　　　　　　　　　　　　　　　　　　　　　　　　　　　　　　　　　　　　　　　　　　　　　　　　　　　　　　　　　　　　　　　　　　　　　　　　　　　　　　　　　　　　　　　　　　　　　　　　　　　　　　　　　　　　　　　　　　　　　　　　　　　　　　　　　　　　　　　　　　　　　　　　　　　　　　　　　　　　　　　　　　　　　　　　　　　　　　　　　　　　　　　　　　　　　　　　　　　　　　　　　　　　　　　　　　　　　　　　　　　　　　　　　　　　　　　　　　　　　　　　　　　　　　　　　　　　　　　　　　　　　　　　　　　　　　　　　　　　　　　　　　　　　　　　　　　　　　　　　　　　　　　　　　　　　　　　　　　　　　　　　　　　　　　　　　　　　　　　　　　　　　　　　　　　　　　　　　　　　　　　　　　　　　　　　　　　　　　　　　　　　　　　　　　　　　　　　　　　　　　　　　　　　　西柏坡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最后关头，未来新中国政权是要继续独裁与专政，还是走向民主与开放，这对于即将走向执政地位的中共来说是必须表明态度和与进行行动的关键时刻，而显然，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其他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会成为衡量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标志。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实行政党制的国家占90%以上，因此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经验，带领中国走向现代意义的民主国家，首当其冲地是应当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西柏坡时期，中共积极探索了新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实现途径，并清晰厘定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与协商制度的具体内容。

第一，确立了中国实现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现代民主国家框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在中国实现多党民主政治而抛头颅、洒热血。尤其是辛亥革命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第一次以政府纲领形式允许有“结社之自由”，初现民主端倪的中国立即涌现出大大小小的300多个政党政团。在政党林立的情况下，以孙中山及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始终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实现多党民主政治为目标。只可惜，在封建势力阻挠下，以政党参与的现代民主政治难以在中国实现。及至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在中国广大人民渴求民主的政治追求中，却是一再以空民主之名而行真独裁之实，中国仍难有走入民主国家行列的希望。抗战结束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共同举起“反内战、反独裁”的大旗，呼吁中国走多党政治协商的道路，并最终促成了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但是内战的爆发再次击碎了中国民主之梦。西柏坡时期，中国实现多党合作制政党制度的主观客观条件日渐成熟。从抗战起，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追求民主、独立、富强新中国的共同政治主张与行动，成为新中国可能实现政党政治的重要历史前提；各民主党派顺应历史潮流，自愿接受中共政治领导是实现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联合政府”的追求，“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确立，是新中国实现多党合作政治生态的充分条件。但是实行政党政治，借鉴历史经验，显然，中国既不可能实现西方的“一党制”、“两党制”，也不可能多党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和现实政治环境中，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它的特点在于：各个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在共同政治和经济基础上的合作共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事实证明，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已经内化为中国体制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厘定了民主党派在国家建设中参政议政的政治身份。多党合作不是一纸空文，各民主党派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力量，如何界定其政治身份至关重要。西柏坡时期，中共不仅决定迈出中国实现政党制度的现代步伐，更是在实际政治参与中，从整个国家政权体系厘定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地位。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上告诫全党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必须把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问题，……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这是中共向全国发出的民主党派人士应该参政议政的重要信号。而从“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制的不断探索，更是深刻包含着中共对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参与中地位的积极思考。在整个国家政权体系，“联合政府”可谓“框架和轮廓”，直接体现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即中共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参与联合政府，体现到现代国家政治生态上，实质上就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而“人民民主专政” 则是具体内容，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上来全盘考虑国家政权的参与，要求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参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可以说，从社会基础上考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充分肯定了其代表即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因此，无论是直接从政党考虑还是从社会基础来看，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地位已经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确定下来。

第三，搭建了与民主党派进行有效合作的政治平台——政治协商会议。如何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有效合作，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力量，是进行国家民主建设的具体步骤。毛泽东于1948年4月30日，向全国发出“五一”口号，提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这个“政协会议”的倡议显然是受到1946年重庆政协会议的影响。旧政协虽未发挥作用，但是政治协商可以代表的民主、团结的精神却深植于广大人民心中，这也正是中共一贯的政治主张，以“新政治协商会议”来搭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合作的政治平台，这样既顺应了中国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所追求的民主与团结的心愿，又构建了中国式民主政治实现的有效途径。新政治协商会议自成立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在中国革命尚未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国内尚没有条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条件下，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以其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性，暂时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行使着最高国家权力的职能。1954年，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移交代理职能，基于宪法中明确规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规定，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始作为新中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组织形式和机构进入常态化发展轨道，在国内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发挥其参政、协商及监督职能。事实证明，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已成为发挥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优势的重要平台与机构。

总之，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尊重客观实际，遵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为解放中国的第二战场，它为瓦解国民党反动统治，推动中国革命迅速走向胜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统一战线的历史凝聚下，共同缔造了独具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态，为新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作者：陈宗良，西柏坡纪念馆党委书记、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