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随同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西柏坡后，住进西柏坡村一户别致的农家小院里，院内杏花飘香，海棠葱茏，翠竹吐绿。在这里，董老度过了他一生是最难忘的两年时间，特别是在华北财办的建立的和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董必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将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是党中央赋予中央工委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中共中央根据全国解放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早在1947年1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指出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在财经状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一切财经条件的资源，长期支持战争。指示发出后，华北财经会议于3月25日在邯郸冶陶镇正式召开，来自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晋绥等地的代表们讨论和研究了如何解决好战争所需的财力问题。会议期间，党中央根据会议代表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通知》，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并决定以董必武同志为办事处主任。

这时，远在晋西北临县的董必武，接到被中央任命他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通知后，马上动身出发前去太行，赶往邯郸参加财经会议。5月，董必武来到平山封城村，与在那里的刘少奇、朱德会合。6月，又从平山出发，经阜平城南庄、徐水、河间、武安等地，才到达冶陶镇。由于路途遥远，行程耽误，等他赶紧到时，会议已近尾声。董必武马上投入工作，和与会同志就支援前线和统一华北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磋商。之后返回中央工委驻地西柏坡，以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名义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华北财办正式成立开始工作。

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华北财经办事处制定了华北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指导了华北的财政经济工作，使华北各区的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当时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筹建中央财经及银行。10月2日，董必武致电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并提议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同意后，董必武在西柏坡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以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南汉宸为筹备处主任。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发出布告、通告，正式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董必武应邀为第一套人民币题写了券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面额大写数字和纪年等文字。

1949年5月党中央决定取消华北财办，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兼任中央财经部部长。至此，华北财办的工作宣告结束，华北财办从1947年4月成立到1948年5月撤销，历时13个月，转而又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部，为三大战役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为新中国的财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财经工作走向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董必武以中央工委常委的身份参加了土地会议。在开幕式上他说：今天的土地会议在过去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我们是革命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保障满足农民要求的。假定我们的政权不作这件事情，那我们这个政权就是反动的。这个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农民要求土地，我们的党在“五四指示”中已经批准了农民这个要求。这一年多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是因为我党领导的政权支持农民要求的缘故。我们的战争就是要保卫农民土地改革的胜利，保卫人民既得的政权，保护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会议上董老还说：要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爱惜民力，要爱惜人民群众的一草一木，不要浪费人民群众的一粒粮食。他深情地说，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的汗水啊！

为建立新政权做准备，1948年８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董必武呕心沥血，为筹建新中国，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为新中国各级机构确定了基本的组织模式；开创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河；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等。1949年10月27日，毛泽东颁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时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所管辖的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由此可见，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即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各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为了巩固、建设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董老日日夜夜都在筹划建设人民民主法制工作。他认为，法制和国家是紧相连属的，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必须迅速创立人民民主的法制，以促进和保障经济建设的发展。董必武作为我党杰出的法学专家，他在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提出许多独创性的见解，时刻都在强调“以法学为人民服务”。1948年10月23日董必武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关于统一各司法机构名称及审级的通令》，规定各行署原有司法机关，一律改为“某某（地区名）人民法院”，由华北人民政府统一颁发印信，要求各行署转令各县政府迅速恢复原有司法组织。《通令》的颁发对恢复和加强人民司法组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很多在华北地区，从华北人民法院到各县人民法院，先后建立了约三百多个司法机关。另外董老还提出恢复建立健全公安基层组织，明确了公安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职责和权力。司法机关的恢复和建立同公安机关一起，为维护社会秩序，在肃清土匪特务等方面，均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司法制度的建立，量刑原则、上诉程序、不放纵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等司法原则和制度的贯彻执行，进一步提高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保卫了人民，安定了社会秩序。

虽然在西柏坡时董老年事已高，他仍担任着很多重要的职务，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却不忘坚持学习，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每天都要读书练字。在工作之余，他纺线织布，参加农业生产，有时还深入田间地头了解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当地的老乡拉家常，关心百姓冷暖，对待百姓子女“亲如自家孩子”，他平易近人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深深留在西柏坡人民的心中。